我亦有官——清末中东铁路沿线蒙地的放垦与设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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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:2019-07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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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年写作的《龙江旧闻录》中,由于时代局限,有一些认知的错误,比如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和额鲁特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,索伦即今天的鄂温克族,达呼尔即今天的达斡尔族,都与蒙古族在生产方式、文化习俗方面存

我亦有官——清末中东铁路沿线蒙地的放垦与设治

年写作的《龙江旧闻录》中,由于时代局限,有一些认知的错误,比如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和额鲁特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,索伦即今天的鄂温克族,达呼尔即今天的达斡尔族,都与蒙古族在生产方式、文化习俗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但他正确指出了呼伦贝尔与实行盟旗制的蒙古地区最大的不同,即清政府统治方式的不同。

实行盟旗制的蒙古地区,清政府的统治是一种类似“分封制”的方式,由蒙古王公管理地方事务,清政府不过多加以干涉。

而呼伦贝尔则是实行八旗制度的地区,当地八旗的大小官员都要由清政府任命,地方军政事务也要由清政府统一领导。

世纪以来主要面向欧洲有关,在与呼伦贝尔毗邻的俄国外贝加尔地区,沙俄的军力非常薄弱,年的外贝加尔地区拥有军人身份的哥萨克仅有人。 但自世纪中期以来,沙俄加强了对外贝加尔的开发与对呼伦贝尔的渗透,呼伦贝尔边界安全形势逐渐不利。

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,沙俄势力在呼伦贝尔边境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,呼伦贝尔局势变得越发紧张。 光绪二十四年()黑龙江将军恩泽就感叹“呼伦贝尔素以僻静之区,变为冲要”。 到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,呼伦贝尔“为轮车入满洲首境界,中外杂居,西北边界,与俄人犬牙相错,彼则不惜重资竭力经画,颇存蚕食之心”,形势越发复杂。